在中国古代，外交思想与实践常常深深植根于经史传统之中，尤其是儒家与法家的政治哲学，为历代王朝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。经史传统不仅包括了《春秋》等编年史，也涵盖了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历史著作，它们记录了丰富的外交活动，展现了中国古代的外交智慧。

在儒家思想中，重视礼义是外交的核心。孔子强调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认为通过礼的实践可以达到和的状态，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础。在《春秋》中，孔子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与评价，展示了礼的原则如何应用于国际交往。例如，对于诸侯的朝贡、会盟等活动，孔子都注重礼的规范性，以此来维护诸侯间的和谐关系。

儒家外交思想还强调“仁者爱人”，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他国，这与孔子提出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的理念相呼应。在实践上，这意味着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，避免无谓的冲突。汉代的“和亲”政策，即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周边民族建立友好关系，便是儒家仁爱外交思想的具体表现。

法家则提供了另一种外交视角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，国家应当以实力为后盾，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。在《韩非子》中，他提出了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，主张通过结交远方国家来孤立和打击近邻的敌对势力。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，如战国时期的秦国便通过联合远方的齐国来削弱邻近的魏国和韩国。

此外，中国古代外交实践中还广泛运用了“以夷制夷”的策略，即利用不同外部势力之间的矛盾，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。这在唐代的对外关系中尤为明显，唐朝通过平衡吐蕃、突厥等边疆民族的力量，成功维护了边疆的稳定。

总之，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在经史传统中得到了丰富的体现。儒家主张以礼义和仁爱为基础的外交原则，而法家则强调实力为后盾的现实主义策略。这些思想和实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，也对后世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